《中国工运》(苏丽锋、张倩倩) 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特点及对策

（来源:《中国工运》第8期）

苏丽锋 张倩倩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就业问题逐步由总量矛盾为主向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方向转变。

当前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主要表现

岗位需求持续增加与高质量就业岗位供给不足之间存在矛盾。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我国就业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为岗位需求持续增加与高质量岗位供给不足形成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超过9亿人，劳动力参与率约为68%，城镇就业人口占比逐年上升，但城镇青年失业率较高，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中还有相当比例的工作不稳定、收入偏低、就业权益得不到保障、总体就业质量不高的脆弱性就业群体。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占13.7％，但大多数仍从事低端行业工作，总体就业质量不高。一方面，由于工作岗位质量与求职者预期不一致，导致部分企业招工难，而就业质量较高的部门进入门槛较高，不利于缓解就业难问题；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岗位供给不足问题十分突出，体制内就业人员与非体制内人员、核心人员与非核心人员之间收入存在较大差异性，也进一步固化了就业结构性矛盾。

青年择业偏好转变与传统工作岗位制度之间存在矛盾。近些年，青年群体择业偏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Z世代求职趋势调查报告（2022）》显示，Z世代求职者在选择工作时，最看重的因素是良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占比达到67.8%，其次是有利于个人成长和发展，占比为64.9%，再次是薪资福利高，占比为63.7%。由此可以看出，青年群体的工作态度、择业偏好已发生明显变化，尤其是对于职业发展、闲暇时间支配、工作稳定性的需求明显上升，而新就业形态往往在工作稳定性、职业发展、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不足，对于青年人的吸引力较低，进一步加剧了求职难与招聘难问题，成为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应该关注的新特点。

新就业形态技能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矛盾。全国十大城市岗位需求和求职排行榜显示，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营销员、快递员、客户服务管理员、商品营业员等职业的用人需求较大，行政办事员、秘书、中学教育教师、会计专业人员、小学教育教师、医药代表等职业的用人需求相对较小。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劳动者的需求快速增加，技能型普工的需求缺口也较大，大约有39%的用人单位对技术等级或职称有明确要求。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更加注重职业发展，其中95%的职工有兴趣学习新的职业技能或专业知识，这一比例在18-40岁职工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职工中表现尤为突出。职工专业技能学习兴趣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补足所在岗位技能需求的空缺，但还远不能满足整个新业态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因此新业态技能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之间不平衡问题逐渐凸显，形成了新的就业技能结构性矛盾。

大学毕业生专业结构稳定与需求结构升级之间的矛盾。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总量仅为26%，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求人倍率超过2，这意味着技术技能型人才总量空缺至少一半。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技术更新加速，劳动力市场需要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发现，2023届毕业生选择单位就业的比例从2022年的50.4%上升到了57.6%，慢就业比例也从15.9%上升到18.9%，选择自由职业的比例则从去年的18.6%下降到了13.2%，而且专业与岗位需求匹配度出现了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大学生培养体系缺乏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快速响应能力。由于高等教育体系改革步伐较慢，大学生专业结构缺乏弹性，而由市场力量所主导的需求充满竞争且需求结构灵活多变，导致大学毕业生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在此过程中，由于需求不足而引起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逐渐转变为供给侧无法适应需求结构转型的就业难问题，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形成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原因

劳动力技能结构调整与岗位需求不同步。在当前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不断涌现背景下，对劳动力技能的多元化提出了更多诉求，企业对劳动力技能结构调整的需求也“水涨船高”。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相比，人力资本技能提升和结构调整存在一定滞后性，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都不能及时充分地满足市场需求，是形成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

同质低端岗位人才需求与劳动者就业预期不协调。从供给端看，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部分产业难以摆脱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发展的传统方式，因而只能提供大量同质低端的就业岗位，与新生代劳动者的求职预期存在较大落差，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岗位供给，难以吸纳新生代劳动者就业。同时，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兴产业与新业态的培育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显示，当前我国数字人才缺口约在2500万至3000万，且缺口仍在持续扩大，目前约有70%的智能制造企业数字人才占整体员工的比例不足10%。由此可见，新兴产业创造新的高端优质岗位的能力、速度和规模还十分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的高质量岗位供给，引起慢就业、缓就业、不就业等现实问题。

多重结构同期转换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已经进入多重结构同期转换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由粗放型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产业加速升级和结构调整日益深化的新常态。劳动力供给总量巨大但逐步减少，且年龄、学历结构变化显著，社会阶层趋于固化，就业偏好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就业结构也表现出多种矛盾并存，矛盾形式复杂多样的特点。

公共政策适应性不足。人社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第三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402.4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263.5万人，求人倍率约为1.53。随着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公共就业服务的对象也发生了重要转变，这就需要在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方面做出调整，提高就业信息服务能力，在就业信息调查、发布方面构建和细化针对性规章制度，建立包括新业态的更加灵活的服务平台。推动实现企业用工需求和劳动者求职信息无缝衔接，是增强公共政策适应性，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关键。

人才培养体系调整缓慢。从人才培养角度来看，目前的人才培养结构还不够合理，社会所需要的复合型服务工作者长期短缺，比如高素质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导游、养老服务、理疗和康复医师等都供不应求，创意型、决策型、强社交要求的专业人才和服务工作者也十分稀缺，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度还有待提高，这也是引起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低效等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劳动者择业观念、职业期望、维权意识也都会随之改变，对企业用人管理以及政府公共政策和服务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未来教育体系应该更加注重对择业观念的引导和职业规划能力的培养。

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对策

构建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健全新发展阶段劳动力市场制度。消除劳动要素畅通流动的制度壁垒和思想禁锢，加快建设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强化市场的统一性、交换的平等性、流动的畅通性，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是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主要途径。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间与城市间的分割、部门间和单位内部的分割问题，构建统一大市场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对劳动力要素配置的作用，促进劳动力在城乡间、区域间的双向流动，推动人才和就业岗位短期调整、长期匹配的动态均衡。首先，要按层次统筹区域间、城乡间以及部门间不同类型劳动力的配置工作，进一步降低劳动力搜寻成本，聚焦提升就业匹配效率这一根本目标；其次，要搭建及时、准确、真实的平台化劳动力供需数据库，实现企业招聘与劳动者应聘的有效衔接；最后，要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中增加引导劳动力调整就业预期、优化就业能力与转变就业方式的内容。

支持并规范“三新”经济发展，增强就业吸引力。增强“三新”经济的就业拉动效应，在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同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强其就业“蓄水池”的韧性，是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抓手。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拓展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创造效应，开拓出与传统“公司+雇员”就业形式不同的“平台+个人”灵活就业模式。细化行业服务标准，积极引导“三新”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要运用好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在提升社会生产率的同时，积极探索“人机共存”的就业创造模式。加快传统产业转型，通过人工智能应用创造新就业岗位，破解企业用工荒问题。同时要通过智能机器辅助工作岗位为失业群体再就业创造机会，注重发展多层次的技能密集型新产业，解决不同层次、不同结构技能劳动力就业问题。

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引导数字经济有序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减少慢就业、缓就业、不就业、缓毕业等问题，是缓解就业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方向。第一，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增强平台经济带动就业的杠杆效应。《2023中国数字经济前沿：平台与高质量充分就业》认为，京东、美团等平台2021年净创造就业2.4亿，为当年27%的适龄劳动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当前，我国已经形成平台企业聚集发展的态势，下一步应从电商、物流配送、在线教育等领域大力支持和拓展平台就业，鼓励平台企业在与多种消费场景融合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方面加快创新，持续提高就业质量。第二，要加强新业态法治建设，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随着平台经济发展和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规模扩大，劳动权益保障问题逐渐显现。未来应量身定制企业、劳动者双方都能承受的社保参保标准及形式，分类施策、精准扩面。第三，要完善数字政府建设工作，继续深入调整社保缴费方式。现行的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依然延用2005年的计算方式，当时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工资高于在企业工作的人员，而现阶段大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并不稳定，收入整体偏低，其综合收入也无法与2005年的收入占比进行对比，因而呈现出缴费比例过高的现象。现阶段要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完善数字政府发展机制，提供更为精准、全面的“算法”，通过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

推动现代教育体系建设，提升劳动力专业及技能适应性。通过构建现代化教育体系提升劳动力专业及技能适应性，是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根本举措。在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不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对就业人员专业及技能适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要求必须有全新的教育体系来支撑人才培养工作，尤其需要在坚持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兼顾“专用性+通用性”人力资本的培育。要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和特色发展引导机制，更加注重贴合市场需求变化的基础性、高层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充分发挥高校科研优势，特别是提升基础性学科研究能力，为应用性研究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在职业教育方面，要紧扣产业优化升级主旋律，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具体而言，要提升职业教育类型的比重，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课程设定以及毕业实习范式等方面，与技术、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深度挂钩，更好地与劳动力市场对接，提升劳动力技能适应性和实用性。

附：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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